很多社会上流行的宪法观念甚至印象在严格的学理意义上需要进行细致的明辨。

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大约在他们能够谱写文字的时候就在对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进行着记录。理查#8226;菲茨#8226;尼尔在《财政署对话录》中，则通过讨论森林法和普通法之间的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王意志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森林有自己的法律，而且据说不以王国的普通法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国王的任意决定基础之上……[11]13世纪的布拉克顿虽然提出了王在法下的观念，但他接着又反复强调英王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英王在世间是至高无上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法司法、普通法法院被视为了公共理性的典范，并被要求在英国宪政实践中扮演公共讨论平台和最终决策者的角色。这是第三种进路的论证，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历史主义的进路是如何论证普通法是高级法的。前者体现于议会的立法、普通法等之中，违反之则可以诉诸法院并引用之作出判决。相比之下，黑尔的观点更为中肯。光荣革命的结果并不是国王不再统治这个王国了，而是他的统治受到了议会的极大限制：很多过去由国王及其枢密院直接决定的事情现在需要议会决定，国王只须表示同意即可，到安妮女王于1707年最后一次否决议会通过的《苏格兰民兵法案》之后，国王就再也没有否决过议会通过的法案。

从初始直至光荣革命，经济、科技发展进步迟缓，社会结构稳定，相应地宪政体制也演进缓慢，宪政思想也主要围绕王权这个核心展开。三、18世纪英国议会事必躬亲，力图完全掌控国家治理。法院对于该案的分析，确立了此后近一个世纪判断是否适用程序性保护的主要进路。

这实际上给行政程序适用的不一致和专断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第二种是非工具性的价值，即程序性权利可以增强形式正义与法治，自然正义的两个理念有助于确保客观与公正。而就该案所涉及到的假释情形，里德法官旁征博引，表明如果程序不公，则会使囚犯产生挫折、愤怒与绝望的感觉，这些感觉对他们的动机以及对于权威的尊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对于矫正以及最终的公共安全都具有意义。【摘要】通过追溯普通法国家从旧自然正义观到新自然正义观的行政程序革命，可以看到从自然正义到程序公正的范式转变，这种演进背后体现的功利——尊严进路的差别以及隐含的司法与立法、行政的关系，以及普通法、制定法和软法在普通法国家行政程序正义中的位置。

[76] 四、结语通过自然正义原则的演进以及普通法、制定法与软法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两条演进的路线。公正的要求取决于决定的情境，而这要考虑所有的相关方面。

然而相较自然正义，程序公正的疆域（province）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在特定情形下自然公正的要求有所软化但程序公正的范围并未弱化，只是其关注的重点在于程序性保护从内核向边缘的辐射。汤德宗：《论正当行政程序》，载汤德宗：《行政程序法论》，台北元照出版社2005年版。例如，在2013年的判决中，里德（Reed）法官驳斥了下级法院就程序公正与更好的结果之间的联系，认为除此之外程序公正还有更多的内容，[55]而且也会产生实际的效果：如果当事人不能影响法律程序的结果，那么就会使其产生憎恶的感觉。而过于僵化的程序，倘若不适应当前的任务，就有可能在实践当中被忽视，而且被非正式的安排与协议取而代之。

[62]（一）制定法通常来说，公共机构的授权法可能会规定其做出决定时需要遵循的详细程序。[56]而尊严进路的代表是德沃金和马肖，[57]他们对于基于利益计算的成本收益分析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现有的制定法又无法涵盖程序正义的全部要求，零散不够系统。后一种叫做尊严的进路，主要与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这一原则相关。

（3）决定对于受其影响的个体的重要性，影响越大，那么就要提供更大的程序性保护。孟凡壮：《论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

而另有规定称，不足18个月的警官不适用该条，相当于警官的前18个月属于试用期。[40]不过，为了表示在新的情形下，公正理念是一个按照比例增减的刻度尺，自然正义和程序公正通常并列使用，而从自然正义到程序公正，表示的一个是连续变化的过程，不需要再就自然正义与程序公正进行严格的分类。

程序公正的这种适用方式的优点在于灵活，能够将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适用于各种相关情形。[70]除非明显与上位阶的规范存在抵触与冲突，在整个规范链条上与立法机关所处的距离越远，软法受到法院尊重的程度就越弱。这种结构既能满足基本的行政程序正义的要求，又有足够的灵活性。这些要求在具体案件中是否以及如何适用，取决于具体的情境（context）。裁判机构遵循的适用顺序，先是授权法（enabling statute），然后是次级立法即授权立法，再次是政策、惯例和指南等（软法）。二是容纳行政机关之间的多样性与改变。

不仅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明确宣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23]Cooper v Board of Works for the Wandsworth District [1863]143 ER 414 Court of Common Pleas （1863）。

地方委员会因此必须像法律那样行事（The district board must do the thing legally）。再次，对于理解程序公正范式，适用方法上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转变。

[24]R. v. Electricity Commissioners， ex parte London Electricity Joint Committee Co.（1920） Ltd [1924]1 KB 171.[25]Harry Woolf， Jeffery Jowell Andrew Le Sueur， De Smith's Judicial Review， Sixth Edition， Sweet Maxwell，2007， pp.334-337.[26]Edward Rubin， It's Time to Make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dministrative， 89 Cornell Law Review 95（2003）。在很多情况下，普通法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程序保护的渊源。

第一条路线与自然正义本身有关，自然正义所呈现出来的从分析性的进路到情境性的进路的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行政程序的革命，这也会提醒人们更应该关注程序本身所适用的情境与程序正义的公式，而非只是关注两个原则的理念而已。然而当适用于行政机关时，由于其所涉及的行为类型非常宽泛，只有当被解释为行使的是司法或准司法性质的职能时，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才适用于行政机关。而程序公正是一条河，随波逐流。因此，政策的制定需要与更广泛的政治、法律和规制语境结合在一起，而且很多时候有讨价还价而非完全是理性的。

这里具有特殊性的问题是行政机关的立法性职能，或者政策形成的职能是否需要符合一定程度程序公正的要求。（1）制定法的规定，即程序性保护具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依据。

（二）新自然正义观：按照公正行事的义务新自然正义观放弃了职能标准，转而关注行政机关所行使的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影响，可以说是从职能标准到影响（impact）标准的演进。[2]尽管很多法院判决的推理过程不无争议，[3]但其作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魅力和观念冲击力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英国的这一转变同样也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如英国2000年制定了《信息自由法》（2005年开始实施），而2010年的《平等法》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政策与立法之前进行影响评估（Impact Assessment）。

所有的行政决定，无论司法性、准司法性还是行政性的，都需要符合一定程度的程序公正的要求。D. J. Galligan， Due Process and Fair Procedures: A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Clarendon Press，1996， pp.75-78.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听取意见未必能够确保公正，二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完全与当事人不具有前述关系的情况下，程序性保护的适用范围也将会受到限缩。倘若有人提出了某些相关的事项而当局在制定政策时并未考虑到，那么就应该听取其意见，并且，当软法与特殊的情形不相关或不适当时，就应该不予适用。

[49]因此，尽管早在1963年的鲍德温案中，司法与准司法、行政职能的区分就已不再具有决定性，但在确定程序标准的范围时仍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指标，而非完全不相关。就制度实践而言，英国虽然并非首个确立这些要求的国家，但其制度实践却绵延数百年不坠，影响到后来的美国，因而以英国为起点也不无道理。

利益衡量主要是发生在自然正义的核心价值之外的情形（中心-边缘），关系到的主要是申请人是否需要获得口头或书面的听证、法律代理是否存在、是否需要交叉质证等。就公正义务应该考虑哪些因素而言，1999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决的贝克（Bake）案提供了五个要素：（1）所做决定的性质，更接近司法决定的模式，就有可能使用更接近审判模式的程序性保护。

而在制定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方面，除非法律有明确相反的规定，授权立法隐含的要求是，根据制定法授权制定的程序性条例和规则，应该符合普通法的要求。他仍然应该被公正而非专断地对待。